张学良当年如何安排毛岸英兄弟二人留学苏联

时间:2019-03-30 14:49来源:未知 作者:jojo666 点击:

  1930年10月,杨开慧烈士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3兄弟来到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身为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党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让他们进学校读书。1936年,组织考虑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准备寻找机会,送他们兄弟俩出国读书……

  1935年1月,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带着中央谋求与中国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最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乘坐张学良的座机到达延安。从此,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这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套宋代彩瓷,给张学良送来,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张设家宴为之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董健吾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但他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他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3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张学良的老部下李杜的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李杜告诉他,张学良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见面。张学良此次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3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健吾接到李杜的电话后,认为送的两个孩子出国是件大事,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咖啡馆刚刚开门,服务员领他们进了一个幽静的单间,他们要了两杯咖啡慢慢地饮着。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4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3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3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并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做好出国的准备。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3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他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还给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和衬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3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他为3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放置了宽大的席梦思床,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党经过研究后,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3个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3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3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他们到达马赛后,即乘火车去了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却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签证。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3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救国时报》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岸英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1937年初,毛岸英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