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1日《嘉兴日报》载史念先生文章《一九

时间:2019-08-14 12:27来源:未知 作者:jojo666 点击:

  (历史老师好BT,都没族谱你叫我写个P啊,我鬼知道家族历史谁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早就死了....)急!!!!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展开全部多年来许多专业和业余的巴金研究者们为巴金家族历史研究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也有不少说法和观点与史实有出入。本文根据现在确实掌握的古籍材料,探讨商榷,力求准确,以免讹传。

  巴金在《春蚕》一文中写道:“在成都正通顺街有我的老家,……就在这个老家里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醉墨山房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遗著,他是作‘幕友’从浙江到四川的。”(《随想录·四十二》)

  宗望公李璠的仕途确实起于幕僚,襄助四川南溪县令唐炯(见《醉墨山房仅存稿》中代序的《……李公宗望墓志》)。不过他生于四川,而并不是“从浙江到四川的”。在《醉墨山房仅存稿》的《先府君行略》中李璠写道:“嘉庆二十三年,先君(即李璠之父介庵公李文熙)至蜀。”这说明浙江嘉兴的这一支李氏家族辗转迁居到四川,始于这一年(1818年,戊寅)其父介庵公入蜀为官。同一文章中又有先君“积劳成疾,遂于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八日戌时卒于官”。而此时宗望公李璠“年十五,介庵公卒”(见《……李公宗望墓志》)。宗望公即介庵公之子李璠,这样推算宗望公李璠出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甲申),是在介庵公入川六年后生于四川的。巴金这篇文字是当时根据记忆写的,估计成文时《醉墨山房仅存稿》并不在手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 7月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 (1)》中《巴金小传》中有:(巴金)“祖籍浙江嘉兴,曾祖一代定居四川”,有着同样的错误。

  徐开垒先生的《巴金传》(上**艺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提到“李镛的父亲李璠……做了一任县官”,其实宗望公李璠历署四川南溪、筠连、兴文、富顺等多县,并卒于定远县任上。徐伏钢先生的《巴金家族的祖脉》(又名《历史祠堂的帷幕……》,见诸于多种报刊和网站)把宗望公李璠“曾当过一任县官”的误说进一步发展成带有描写色彩的“后来虽熬了一任县官当”。

  谭兴国先生的《走进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说:“巴金的曾祖父李璠对文学颇有研究,刻印过一部《醉墨山房诗话》。”田夫先生编著的《巴金的家和〈家〉》(上**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也原封不动地抄录了这番话。宗望公李璠从来没有刻印过他自己的书。他的著述《醉墨山房仅存稿》是其子浣云公李镛在李璠去世三十多年后刻印的,共分两册,包括文稿、诗稿、诗话、公牍四种。巴金在《随想录·思路》中写道:“文徵明的词我还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诗话》中第一次读到的”,这里《醉墨山房诗话》正是《醉墨山房仅存稿》上册的最后一部分,但是却被一些文章演绎为巴金“曾祖父珍藏的《醉墨山房诗话》”,进而在谭书和田书中成为“李璠……刻印过一部《醉墨山房诗话》”。夏琦先生在《文豪巴金的仁爱和幽默》(《新民晚报》2005年10月18日)中写道“巴老幼时曾在曾祖父藏书《醉墨山房诗话》中读到这首词(即文徵明的《满江红》)”,巴金曾祖父李璠在世时《醉墨山房仅存稿》并未刊印成书,更不可能是李璠自己的藏书。

  尘尘著《泥土深情——巴金》(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版)把李璠误为李番(第八页)。

  李辉、陈思和、李存光先生的《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收集了有关巴老生平的大量史料。书中写道“巴金的高祖李文熙(即介庵公,是巴金曾祖父李璠的父亲)作为‘幕友’从浙江到四川定居”。《醉墨山房仅存稿》中的《先府君行略》记录着介庵公李文熙是因为课徒有方,被学生家长感其恩“捐布政司照磨(清代部司府主管文书、照刷卷宗的从八品职官)一官报之。分发四川……”所以介庵公李文熙是宦游至四川而定居的。另外他从1786年去北京 (见《秋门草堂诗钞》——巴金伯高祖父秋门公李寅熙的著作),到1818年入四川,“颠倒京兆,奔驰南北”(《秋门草堂诗钞》)三十余年。“从浙江到四川定居”一说显然过于简化。徐开垒先生《巴金传》和李存光先生的《巴金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94年 12月版)也有“幕僚”的说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一期中《巴金与〈红楼梦〉》有“入蜀为幕”。估计这些都是从前面提到的宗望公李璠的仕途起于幕僚的误说而演化来的。

  周立民先生力作《巴金手册》(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3月第一版)是巴金研究的重要工具,但仍有几处涉及到家族史的有失准确,都在该书第一页中。“约在嘉庆早年李介庵随伯祖李秋门赴京”,秋门公李寅熙是介庵公李文熙的长兄,不是伯祖。李文熙是在1786年赴北京投奔李寅熙的,这是乾隆五十一(丙午)年(见《秋门草堂诗钞》)。“李介庵随李秋门赴京”一说来自《醉墨山房仅存稿》的《先府君行略》。宗望公李璠写道,其先君(李璠之父介庵公李文熙)“十七岁,先祖母去世,先君哀毁骨立。秋门公挚之入京”。李璠祖母去世时,秋门公李寅熙正在北京,“一恸几绝,(头左)瘤坟起如拳,呻吟卧榻,欲奔丧不果”(李文熙为《秋门草堂诗钞》所作之后记)。“挚之入京”实际上是秋门公李寅熙函召其四弟介庵公李文熙入京。

  陈思和先生的《巴金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说“李氏家族由浙江嘉兴迁入成都是在(巴金)高祖李介庵的时代”。谭兴国先生的《走进巴金的世界》提到“大约在十八世纪初,(巴金)高祖李介庵做官入川,落户成都”。现有史料说明介庵公李文熙自1818年入四川后一直在州县做官,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介庵公李文熙迁入或者落户成都(府)。迁入或者落户成都(府)应当是李文熙身后之事了。

  关于浣云公李镛有几个子女,众说纷纭,有“五子一女”、“五子三女”、“六子一女”、“六子三女”等不一。徐开垒先生的《巴金传》中有一段相对比较准确的说法:“(李镛的原配继配)两位夫人为李镛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镛在前两个夫人谢世后,又讨了两个姨太太,为他带来一个足以做他的孙子的第六个儿子。”“六子三女”的说法是正确的。唯其“早夭”定义不明。若以未成年(即满十八岁)而亡故作为标准,则只有一子可算早夭。陈思和先生的《巴金图传》说:“李镛有两房妻室,生了六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后来又娶了两个姨太太。”这里除了“早夭”前面已经说明外,李镛六个儿子中的幼子是姨太太之一所生。另外“有两房妻室”的说法,不如“先后有两房妻室”准确。

  《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中还有道:(巴金)“祖父李镛(号皖云),也做过官,后闲居在家,为大家庭的家长,有五子一女 (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鸿;女:李道沆)。”其中“皖云”应为“浣云”,“道沆”应为“道沅”。如果此处说的是李镛的成年子女的话,则遗漏了另外两个女儿,她们是二女儿(名已佚)和小女儿李道漪。李道漪的《霞绮楼仅存稿》被收入李镛及其妻女的《李氏诗词四种》。谭兴国著《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3月版)还把李镛之名错为李金镛。此书还说(李镛的)“晚年,一心想的是‘五世同堂’”。“五世同堂”当时在李氏家族是不可能的。李镛晚年的心愿是“四世同堂”,并得到实现。

  陈思和先生在2004年12月17日“走进巴金”系列文化演讲第三讲“《家》的解读”(后整理收入《巴老和一个世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中说“……巴金的祖父是个非常开明非常有眼光的人。……他有几个儿子,老大就是巴金的父亲,曾做过县官;老二死了,老三老四都被送到日本去学习法律,……”这大概是演讲者的即兴发挥。到日本去学习法律的正是老二李道溥和老三李道洋。事实上,而且无论是巴金祖父浣云公李镛的子女,还是巴金高祖父介庵公李文熙以下的大排行,都不存在“老二死了”的史实。

  另外关于李道溥,唐金海和张晓云所著《巴金的一个世纪》(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说:(巴金的)“二叔李道溥,……娶妻刘世。”其实刘氏是继配,原配为吴氏。还有:“五叔李道沛,……娶妻固氏。”固氏为周氏所误。《巴金的一个世纪》对李镛子女介绍的顺序为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沅、李道沛、李道鸿,使人认为他(她)们的排行顺序也是这样。唐金海和张晓云所著《巴金年谱》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在介绍巴金的父亲、二叔、三叔、五叔、六叔时,则更明确写明“大姑妈李道沅,排行第四”。其实除了前面说过的遗漏外,李家男女是分开排行的。不能因为四叔李道瀛早夭,就把大姑妈李道沅指定为第四。这本《巴金年谱》还说,(李镛)“娶妻汤氏,续弦濮氏,妾曾姨太;共生六子一女”,其中“六子一女”已在其所著新年谱《巴金的一个世纪》中改正为“六子三女”,但是李镛之姨太黄氏则被两书遗漏。

  由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编撰的《百年沧桑——成都商会历史沿革》第十五页说 (四川首任劝业道周孝怀)“委任他(樊孔周)和李道江(巴金之父)筹集资金,创办社会所需要的新兴事业”;第二十七页上说 (成都)“总商会为适应潮流,也成立了‘宪政研究所’,聘倪天来、李道江(巴金父亲)、陶思曾为义务讲师,讲解宪法”。巴金的父亲是李道河;李道江是巴金的二堂伯。

  《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巴金传》、《巴金评传》(陈丹晨著)都说李镛“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而《秋棠山馆诗钞》并没有被单独刻印过,而是与浣云公李镛原配夫人汤淑清的《晚香楼集》,继配夫人濮贤嫏的《意眉阁集》,女儿李道漪的《霞绮楼仅存稿》一同被木刻刊印为《李氏诗词四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一期中《巴金与〈红楼梦〉》更称:“祖父李镛……著有《秋棠山馆诗钞》石印送人”,“石印”一说亦纯属发挥。

  周立民先生力作《巴金手册》还说(李镛)“原配汤氏,为浙江的大家闺秀”。这一说法更早见于孙晓芬所著《巴金祖籍家世》(《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5月30日连载)。汤氏祖籍江苏南兰陵(今武进),生于四川戎州(今宜宾)(见《李氏诗词四种·秋棠山馆诗钞》),不是浙江人。徐开垒先生的《巴金传》还提到“(李镛原配夫人汤氏)她的外祖母更是当年‘兰陵三秀’之一,既能绘画又能作诗,还曾一度以诗画维持生活,自称‘澹影阁老人’。”徐先生对历史材料的挖掘深度独到,曾经亲临四川采访。只是汤夫人的外祖母赵书卿的斋名是“澹音阁”,而不是“澹影阁”。估计这是因为四川话中“音”和“影”两字的区分不如普通话明显,以致所误。《近代巴蜀诗抄》(巴蜀书社2004年版)在介绍赵书卿和她的姐妹们时说(赵氏三姐妹)“皆有诗名,并称兰陵三秀。曾合刊少作为《兰陵三秀集》(已佚)” (第六十、六十六、七十页)。这不准确。该集仍藏于民间,在2004年春季嘉德拍卖中也曾高价转手。《近代巴蜀诗抄》还说赵书卿“著有《澹音阁诗词钞》,今已散佚”一语 (第六十六页)。其实《澹音阁词》被收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南陵徐乃昌刊本《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三集第二册,署“锡山赵友兰佩芸撰”。赵氏名书卿,字友兰,号佩芸;“锡山”为兰陵之误。《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为海内外诸多图书馆所藏。

  陆明先生撰文《巴金与嘉兴》,对李氏家族在嘉兴的历史有比较扼要的描述。但是文中写道:“李文熙之兄李寅熙(别号秋门)晚年一直住在嘉兴,……著有《秋门草堂诗钞》四卷;……”其实《秋门草堂诗钞》的诗词中记载着秋门公李寅熙乾隆丁酉 (1777)年后离乡北游,多居京城,只曾一度短暂回乡应考。此书之后记中更有简洁明确的记录:“乾隆己酉病瘤卒于京邸。”

  《巴金与嘉兴》写道:“寅熙无后,以文熙次子李玑为嗣,这一支在嘉兴繁衍。”应当指出,关于秋门公嗣子李玑一支在嘉兴繁衍的说法,只是该文作者的推论,虽有可能,尚无任何史料佐证。王学平先生2003年的《巴金的祖籍情结》也援用了陆文的这一说法。2005年10月21日《嘉兴日报》载史念先生文章《一九二三年巴金嘉兴之行》,说法也与陆文基本一致;此外史文还说“由于巴金的伯高祖李寅熙无子,以李玑为嗣子,故李介庵的儿孙便顶了四川与嘉兴两支血脉”。其实秋门公李寅熙兄弟五人(见《醉墨山房仅存稿·先府君行略》),并没有根据说只有其四弟介庵公李文熙的“儿孙便顶了四川与嘉兴两支血脉”。2006年6月出版的《上海滩》(总二三四期)载陆正伟先生文章《寻访巴金祖籍地》基本袭用了上述说法,此外还说“一支为李介庵(名文熙),为谋求发展,于嘉庆二十三年离开迁往四川,……”如前所述,此说不确。接下来陆文还说“四川的李介庵有三子——李璇、李玑和李璠,他们都在四川、甘肃等地做官”。其实并没有任何关于李玑所在和做官的史料记载。

  史文提到“巴金的祖上在清代前期就世居嘉兴甪里街。其八世祖李玉傅、七世祖李诱、……”姑且不论究竟该称几世祖,这两位正确的名字应当是李玉傅和李滮。陆正伟文则提到“其八世祖李玉傅、七世祖李诱、六世祖李南堂”。前两者的正确名字见上文,李南堂应为李南棠。陆文又提到“嘉兴市志办找到了李家祖籍旧址”,其实找到的只是祠堂旧址。

  唐、张二人所著的《巴金的一个世纪》说“李氏原籍浙江嘉兴塘汇镇”。其实在介庵公李文熙迁居四川前,李氏“世居甪里街”(见《醉墨山房仅存稿·先府君行略》)。

  傅逅勒先生呕心沥血二十余年,编出万言《嘉兴历代人物考略》(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第一版)。其正文中收入介庵公李文熙和秋门公李寅熙,但是把李文熙误为李璠的儿子和李寅熙的哥哥,李文熙实为李璠的父亲和李寅熙的弟弟。该书附录还收入巴金姑母李道漪,称其“字蕙清,……李道沅、李道祥妹”。这有两处错误:李道漪的字应当是蕙卿;她兄姊多人,但是没有李道祥。她这一辈姓名第三个字偏旁都有水,最接近的是李道洋。

  李道洋为他祖父宗望公李璠的《醉墨山房仅存稿》作跋,结尾句为“丁亥秋孙道洋谨述”,其中“孙”字用小字刻出,其意为“丁亥秋(李璠)孙(李)道洋谨述”。《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则误录《醉墨山房仅存稿》为“孙道洋刻”。

  香港作家余思牧先生长期研究巴金。由于不受“”等外界干扰,他的研究见地独到,见其近作《作家巴金》(增订本,香港利文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但是有关巴金家族历史,尚有几处错误,除了上面指出过的巴金的曾祖父李璠只“做了一任县官”和祖父李镛(号“皖”云)等外,还有“李镛还娶了一房妾侍,叫曾姨太,她为李家添了六子一女”。事实上李镛娶了曾、黄两房妾侍,黄氏无出、曾氏只生一子。另外书中说“巴金父亲李道河(字子丹)”为子舟之误。书中还有“后来他(巴金)的父亲续娶,继母邓景蘧为他添了三个弟妹。这就是十四弟李尧椽、十七弟尧集和妹妹李琼如、李瑞珏”。根据这里算出来是四个弟妹,不是文中所说三个,而事实上却只有两个,即十七弟尧集和妹妹瑞珏为继母邓景蘧所生。十四弟李尧椽和妹妹李琼如均为原配陈淑芬所生。该书所附《巴金生平年表简编》又说:“继母邓景蘧为他生了三个弟妹。”仍然包括了“……妹妹李琼如(九妹)。……”之误。余书还提到两个不同的李镛病逝的日子,正确的是1920年2月 18日(农历除夕)。该书在提到李镛死后,李氏大家族分家时说“代表巴金这一房的自然是嫡子李尧枚”,应为长子李尧枚。其父李道河从没有娶妾,应无嫡庶之分。

  该书所附《巴金生平年表简编》还有:“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5岁——李镛夫妇给大儿子娶了一个知书达理的闺秀陈淑芬做李氏长房的媳妇。李道河新婚的第二年,李镛就花了一笔巨款给大儿子捐了一个过班知县——四川有名的‘蜀道门户’,‘川中重镇’的广元县知县。(巴金)父亲赴四川广元上任为县官,随家同去,至父所任。”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巴金父亲 1909年由李镛捐官赴广元任知县,是在与巴金母亲陈淑芬结婚后的“第二年”。这显然与此时巴金已经五岁及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的事实不相符合。

  余思牧先生即将首次在内地出版的新版《巴金传》(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校正了这几处,在有关家族历史方面成为目前研究巴金书籍中最为准确的一本。

  徐伏钢先生的《巴金家族的祖脉》(又名《历史祠堂的帷幕……》,见诸于多种报刊)和郑光路先生的《巴金家何处》(2005年第九期《百姓》,多处转载)等两篇文章综合以前关于巴金家族历史的若干文章,也几乎包括上述全部错误说法。另外两文均有巴金先生1923年4月到嘉兴时与其四伯祖李熙平的“对话”,而且“对话”的内容都加了引号,变成“原话引用”,开创了“戏说巴金家族历史”之先河。

  陈思和先生的《巴金图传》第七页上的照片“大家族的合影”并不是巴金祖上大家族的合影。巴金曾告诉他的侄子李致先生这是当年成都商会部分成员的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是巴金的父亲李道河。该书第一页左侧还有一张照片,未加说明。但因为是在第一章《家庭的环境》标题的右页上,所以给人以巴金家族照片的印象。其实这张照片是巴金先生与他四舅陈砚农一家人等的合影。陈砚农(右一)是巴金生母陈淑芬的四弟,后为成都市邮政局长,家境较好。在李家原来的大家族破落后对巴金的大哥的遗孤们多有照顾。左一为巴金先生的四舅母。

  李辉先生撰稿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一百九十六页上有巴金与大哥李尧枚和堂弟李西舲(左)的合影,但是该书却误注为“李家三兄弟。大哥尧枚(中)、三哥尧林(左)、尧棠”。

  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四川近现代人名录》(1993年2月版)收入巴金的二哥李林(李尧林的笔名),其生卒年月录为“1901-1945”。事实上,李林先生生于 1903年3月。

  陈思和先生的《巴金图传》说:“(李氏家族)到了李镛时代,这个家族才真正中兴起来”。田夫先生在抄录中则略加修改为“到了李镛这一代,李家开始发达了起来” (《巴金的家和〈家〉》)。不知道这里“中兴”和“发达”标准是什么,但是就那个时代一般以仕途为追求而言,介庵公李文熙、宗望公李璠、浣云公李镛等几代则都是差不多的;如论军功,则以宗望公李璠和蓉洲公李忠清(巴金的二伯祖)为最。陈书还说:“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是李镛的长子,……但是他的官运和才干都不及其父,学识也不及两个去日本留过学的弟弟。”这段话也被田夫先生一字不差地抄入《巴金的家和〈家〉》 (第五页)。但是并未见到陈书和田书对 (子舟公)李道河的才干和学识提出什么真实材料。在那个时代,长房长子或长房长孙要对大家庭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要为长辈和弟妹们做出牺牲,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很多机遇。但是并不能因此断言他们才学不济。

  田夫先生编著的《巴金的家和〈家〉》中说“……李介庵……当年远迁入川,以一个普通儒生身份在官府充当幕僚”(第三页),这里“幕僚”之误如前所述。

  接着上面那一段,田书还有:“祖父李镛也能诗文,他给自己起了个雅号:皖云。他自刻过一部诗集《秋棠山馆诗钞》。”这番话,田书也是从别的书原封不动抄录而来的(谭兴国先生的《走进巴金的世界》)。其中“皖云”、“自刻”、“诗集”之误已在前面指出,不赘。

  即使是大量抄录(而且不说明出处),田书也抄的自相矛盾。第五页中说:“李镛有两房妻室,生了六儿三女”(陈思和《巴金图传》);第六十九页又从别处抄来:“他结过两次婚,……生了五儿一女。”

  田书中赫赫印出巴金家族后人李致为该书顾问,据了解李致先生根本就没有同意担任顾问,也没有看过该书的定稿。

  展开全部你可以写“扇子--电风扇--空调”的发展,也就是时代的变化(你爷爷小时候有什么……)。